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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的成功运作 |
 | | 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现任主席 沈运龙先生 | 危机时刻作用突出
去年的SARS疫情，让香港经历了最困难时期。不过在身处“重灾区”的行业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危机时刻，行业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4月初，瑞士当局以疫情为由禁止香港参展商参加苏黎世／巴塞尔钟表珠宝展。“4月1日一大早，我接到电话，称所有香港参展商均须通过卫生检查才能参展，而展会一共8天，检查最快在开展5天后才能完成。这等于是把我们踢出了展会。”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总经理周秉权说起去年在瑞士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仍然心绪难平：“近2000参展人员都到了瑞士，当局不许我们进展会，却表示可以让我们在瑞士旅游观光。这明显是不公平的！”
展会是珠宝商最重要的销售推广渠道，在瑞士吃了“闭门羹”后，珠宝制造业厂商会一方面联合其他团体对瑞士提出抗议和申诉，另一方面则立即着手制订发生类似情况时的应对方案。果然，5月份，美国“JCK拉斯维加斯珠宝展”提出因SARS拒绝“香港馆”参展。
“JCK珠宝展”是世界最大的珠宝展之一，业界极为重视。为此，周秉权亲自飞往拉斯维加斯，主动向展会主办方提出自己的方案。“我们要求所有人提供登机前3天内的体检报告，并且提前10天到达，此外在进展览中心前由当地医生再次为每个人做体检。”他说，方案同时通知当地传媒和商会，并明确保证每个人都会严格执行。最终，110多家香港参展商如期参展，也没有出现一例SARS感染病例。
通过实施这一整套紧急方案，去年香港珠宝厂商会成功地组团参与了除巴塞尔展会以外的所有大型国际展会，为业界真正解了“燃眉之急”。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香港有很多。去年SARS暴发期间，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积极通过各种求助渠道向各方直接反映行业困难，并尽力减少业界损失。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业主对零售商户减租一半；他们与大地产商交流，让他们了解行业困境；他们直接跟政府磋商，争取减免差饷和税负；他们还积极参与推动成立“经济策略小组”，并成为小组内唯一的行业协会成员等等。
良好的运作机制
香港的行业协会据说大大小小有上千个，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像总商会、厂商联合会这类主要由多家商会联合成立的大型商会；另一种就是像珠宝制造业厂商会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这样直接面对业界的行业协会。
与内地许多“行政主导”的行业协会不同，香港的行业协会几乎全是民间发起成立的，政府没有任何拨款。在香港，成立行业协会跟成立一家公司一样简单，程序也相近，没有任何限制。通常，商会注册的是“无股本的公众担保有限公司”，如遇公司清盘，每名成员皆须有限度出资分担公司的债务及其它费用等。
作为一家典型的香港行会，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目前拥有334家公司会员，30名专职职员，也是香港珠宝界具有最多厂商会员的商会。厂商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体会员大会，一年开会一次，其下设理事会全体大会，有33名理事，其中23人组成常务理事会，并下设19人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为日常决策机关，一个月开会一次。至于决策的落实，则由总经理带领30位员工来完成。
为了满足业界的各种需求，珠宝业厂商会的功能很全，涉及展览、刊物、资讯、会籍、教育培训、内地事务、科技发展等。周秉权说，会员是行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角色很清楚，就是“服务会员”。
除了上述应对SARS危机这类突发事件外，协会更多的是对会员的日常服务。像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他们提供的服务主要有组织香港团参加国际珠宝贸易展会，每年主办一次“香港国际珠宝厂商展览会”；出版各类珠宝业工商书刊；调查海内外珠宝商的信用背景，为会员提供信用查询服务；提供财务支援服务；与政府沟通并代表业界参与各项活动；筹办各类讲座和培训，帮助会员提高专业水平等等。
据介绍，每位会员加入珠宝制造业协会都须一次性交2．9万元“入会费”，以后每年缴纳年费6800元，这个标准在香港是很高的。但是200多万元的年费收入对于该协会达6000万元的年收入而言，真的只能算是一个零头。协会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办展会和组织展会，这一部分约为4500万元，此外还有广告出版收入等。
尽管表面上的年收入很高，但协会是一个非牟利性组织，这些收入既然主要来自于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收入，也就主要用于服务本身的成本上，以“收支平衡”为特征。譬如去年，珠宝制造业厂商会的盈余仅有70万元。
至于经费的运用和管理，协会则规定了严格的财务制度。以签领支票为例，只有协会主席、两位副主席和司库4个人可以签发支票，但他们没有开立支票的提出权，这是由总经理负责的。在报销单据的时候，则须有负责同事、部门经理、总经理、主席和财务5个人的签字才可。而且，他们跟银行还有一个约定，如果支票数额超过5万元，将通过电话与总经理核实后才会付款。
“‘阿公’的钱，我们当然要小心打理，实际上，要对会员负责，就必须‘依法办事’，这也是我们16年来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周秉权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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